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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的三号文件夹

 

盗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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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今念昔,恨煞子规啼
伤今念昔,恨煞子规啼(定稿)
——《五十年无祭而祭——1957四人谈》序
章诒和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1]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外)有个别部分,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
     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于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于我们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于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欠债者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
   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着歉意、带着温柔的答复:“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伤今念昔,恨煞子规啼。”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的劳改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记忆。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个人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复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涵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尔,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着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更名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于共同记忆。由于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贫瘠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心结。到了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着私家车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该干嘛干嘛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杰,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叙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于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怜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
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
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
“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
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
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
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
“好呀!”
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
“那你能简单说说吗?”
“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饥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
他抬眼望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
“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伯母,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
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他房间都是空白。
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
他抬眼望着我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

“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

“他在这儿,就是我。”

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

“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

他告诉我:成了孤儿,自己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后来,村干部可怜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

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

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阅读了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对犹太问题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要以一桩官司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布死刑,立即执行。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复杂。其间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

1961年,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报道审判。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紧张又意外。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娜·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具有了同等的分量和意义,它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她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必须以全人类的名义,应该尽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分,遮掩另一部分,被遮掩的部分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布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详见拙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天涯空肠断——章伯钧在1957》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能那么酣畅淋漓、满盆满钵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于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2]。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了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3]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汇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4]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惧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5]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但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6],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于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7]“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8]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于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9]。这是对汉娜·阿伦特观点的精确解读!

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于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还记得吗?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325条生命瞬间丧身火海。其中,288位是成绩优异且多才多艺的孩子。就在那令所有的人悲痛不已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仍然高高飘扬。我和同事们气愤得真想搭个梯子,把它扯下三尺。真的,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位官员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于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里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的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把反右运动研究定为“一九五七年学”,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为五七历史,就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10]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两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11]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分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

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里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

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

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

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有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不能像对待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过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吁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

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霖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

晓霖说:“我化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

“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

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
 “晓霖,谢谢你的阅读。”

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着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霖也咽声而泣。

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

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8月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1]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南方周末》2007,3,22

注释[2][3][4][5][6]
徐庆全《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   《五十年无祭而祭——1957四人谈》

注释[7][8]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后记)》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出版

注释[9]
徐贲《卡兹纳与艾希曼:往事与争议》          《南方周末》2006,11,16

注释[10]
拙作《最后的贵族·斯人寂寞》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

注释[11]
(日)川崎修著 斯日译《阿伦特公共性的复议权》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

五柳村2007年12月9日收到

- 作者: 流氓 2007年12月11日, 星期二 18:0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加缪 局外人
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荒谬美学在汉语世界的历史踪迹

【作者】朱大可



            加缪在中国的精神之旅


  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中国之旅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汉语本《鼠疫》(“外国文艺丛书”),由顾方济等人翻译,他的另一部小说杰作《局外人》,则在第二年现身于袁可嘉等人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此引发西方现代文学的启蒙浪潮。虽然身染“鼠疫”的“局外人”的荒谬表情,与对未来充满“新启蒙”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但人们仍然宽容地接纳了加缪,把他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伟大哲人和批评家。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不仅成为社会主义学者自我陶醉的文学依据,也为荒诞主义美学渗透中国文学,开辟了微妙的感性道路。
  然而,加缪最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却姗姗来迟,直到1986年才由杜小真译出,并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以“新知文库丛书”的形式出版。这个甘阳主编的小型“文库”,计有十种小册子,32开本,只有787×96毫米大小,模样简陋而又寒伧,其中包括弗洛姆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但大多数文本如今都已遭到遗忘,惟有《西西弗的神话》闪烁着微弱而持久的光泽,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
  加缪的另外两种思想文献《反与正》和《反叛者》,被收集在一本叫做《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的文集里,由上海三联书店以“猫头鹰文库”的名义出版,加上先前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话》,加缪的重要思想文献,已完成了在中国境内的早期开发。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是加缪译介活动的一个休止符,此后是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加缪和其他西方作家遭到了迅速的遗忘,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复兴浪潮被蓄意悬置一样。直到新世纪降临,加缪才被重新解冻,从长达十多年的休眠中苏醒过来。世纪末的1999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加缪文集》,显示出存在主义实施局部突围的迹象。该书由郭宏安、袁莉、周小珊、顾方济和徐志仁等联合翻译,保留了小说的未完成形式,企图向我们传递作者意外死亡所留下的空白,以及隐藏在这种空白里的无言的惊骇。悄无声息,却可以视为加缪在中国获得重生的信号,由此开启了加缪译介的第三阶段。
  2000年,译林出版社再版了由顾方济、徐志仁和郭宏安翻译的《鼠疫,局外人》;此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分别再版了杜小真译的《西西弗的神话》;2003年10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又推出插图本《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在杜小真的译本基础上增加插图,以期迎合视觉时代的读图渴望。在这股细小的再版旋风里,加缪的幽灵说出了旧日的絮语。
  这个阶段的真正突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4卷本《加缪全集》,由柳鸣九和沈志明主编,该书的出版显然得到了法国文化机构的资助,它按加里玛出版社的“七星丛书”版编辑,不仅重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还翻译了他的全部剧作和政论、文论等散文作品,译者是李玉民、丁世中等。这是加缪译介运动的高潮,获得了学术界的良好评价。从1980年到2002年,经过长达23年的漫长时间,加缪的孤寂灵魂,终于完成了缓慢的远东旅程。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瓦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缪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他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二十年后,在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缪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缪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越的死亡方式。从诗人海子、戈麦、顾城、方向,到青年批评家胡河清和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等等,这条黑色的死亡链,是中国存在主义时尚的一个反证:80年代存在主义的中国传播,只是一场表面的文化喧闹,它完全没有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忧郁症气质笼罩的中国知识界,丧失了利用加缪进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契机。


                  加缪美学的亚细亚式误读


  加缪的生命美学被最原始的二值逻辑所笼罩,流露出为古老神学教义的单纯气质。在加缪的陈述中,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反与正、光明与黑暗、皈依与反叛、希望与绝望、秩序与动乱、理性与激情、憎恨与爱,等等,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互相对位和反错,纠缠在同一个陈述句里,形成奇异的圣经式的张力。“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他就是灵魂的走投无路的过客”,“死亡是最终的放纵”,“以最悲怆的声音引出的希望”,“这无泪的充实,这充满我身的没有快乐的和平”……这些彼此冲突的语词被镶嵌在同一个语句里,展开近距离的肉搏,迫使其产生最饱满扩张的语效。这是内在对抗的教义,但它却根植于语词的深部,犹如从岩石裂缝深处升起并紧密纠缠的藤蔓。
  加缪是擅长利用话语表层语词冲突的大师。他的革命性修辞制造了出乎意料的“二元式反讽”,但这种反讽并未损害其表述的决断性,相反,令他的哲学叙事获得某种罕见的力度。不仅如此,在这种对立物的彼此缠绕中,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医治。与萨特截然不同的是,加缪比他的存在主义同事更具神学家气质,他像一个反面的先知,喊出了关于人生和世界荒谬的真理。
  尽管加缪的灵魂阻止了与荒谬世界的破裂,但他的肉体却未能幸免于难。他被飞驰的汽车撞死,这显然是外部世界的一次严酷的谋杀,它实施了跟这个孤寂灵魂的最后决裂。车祸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仪式。是的,人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离不可避免。加缪号召我们带着这种疏离去生活,但他本人却无法超越大破裂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性就在于,世界还是以最激烈的方式,撕毁了与哲学家共存的契约。
  作家马原在解读加缪的《局外人》时宣称,他发现了加缪的秘密,那就是他对其自身的冷漠。加缪死于车祸,他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男主角,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马原声称,海明威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误读,马原掌握的所谓加缪的“不抵抗哲学”,恰恰就是加缪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这种彻底的价值倒置,再度向我们展露了“文化交流”的荒谬性。[1]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金森专访时指出:“局外人不是加缪,但在《局外人》中却有加缪的某些特征,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放逐。那是一种彻底的放逐。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局外人是加缪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它跟加缪对自身的冷漠毫无关系。[2]
  然而,跟马原的误读相比,西西弗在中国的语义转换,无疑是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加缪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确认西西弗因背叛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惩罚。加缪宣称他是“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加缪的存在主义解读,旨在借助这个古老的符号,揭发“荒谬”状态的诸多意义,并号召我们接受这个伟大的宿命。
  奇怪的是,在向中国历史传输过程中,西西弗发生了诡异的美学变脸,转型为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场语义变乱起源于中国南海的风暴。南宋、元和明永乐年间,沿循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北欧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向当地船夫、商人和普通居民倾销本族文化,但似乎只有少数希腊神话被纳入了中国神谱,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信仰。在闽南和台湾的七星庙里,至今仍然供奉着作为儿童守护神的“七星娘娘”(又称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七姐妹星团”(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昴星团”),在希腊神话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那就是西西弗。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正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3]
  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董永则成了快乐勤劳的劳动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西西弗与妻子作了永久的分离,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权利。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
  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民众获救了,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

参考文献
[1]马原,《阅读大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拉塞尔·威尔金森、卡特琳娜·加缪、奥拜尔·伽利马,《孤单而有联系———关于加缪的〈第一个人〉的访谈》,《外国文学研究》,2003(11)。
[3]朱大可,“牛郎织女的新仇旧恨系列”,《南方都市报》,2004。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局外人》/加缪:书写世界动人冷漠

来自: Kievenas

  行动被存在推着向时间的终点逃逸,意义失去了它与生俱来的魔力,思想霎时间崩溃,灵魂只能游荡在与它无关的虚无境地。
  
  意义一旦云散,所有的思考归于徒劳。荒诞感将默而索撕扯得枯槁憔悴。生活把冷漠传染给了他,生活没有任何出路。最大的错误或者说失误仅在于默而索试图去理解生活,生活用它那卑鄙的伎俩玩弄着他,不时给他一记耳光,打得他昏昏忽忽。
  
  而生活唯一的伎俩可笑地被揭发了出来,像一具腐烂的尸体被从门后拖出来一样,恶臭得发酸。是默而索谋杀了它,这一行动旨在赎去默而索自己身上的罪。他厌烦这“生活的启示”强加给他的镣铐,这种厌恶有时甚至阻碍到了他的呼吸。他尤其厌恶的是生活不时对他的媚笑,引诱他走上绝望的道路,就因为他懵懂无知?就因为他感情冲动?可万幸的是默而索中途岔了道,似乎走进了罪恶的深渊。
  
  于是,“怎么样都行……”成为了默而索行动的宣言,这近乎放弃,但实质是觉醒。将生活借以伪装的所谓“意义”的面具剥下,默而索看到了一条臭水沟,那里没有波澜壮阔,没有惊涛骇浪,更没有深不可测的“意义”源泉,平静而令人不可忍受,无法理解……这一事件让默而索看清楚了自己所有的伟大理想与美好憧憬,完都是——荒诞。
  
  “接下来默而索将要选择什么?…………默而索选择了不选择。
  “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我在这的生活并不使我不高兴。”
  
  生活逃开了意义就直接奔向荒诞……
  
  一颗子弹穿入阿拉伯人的胸膛,接着是四颗。所有的答案都将揭露在最后四颗子弹飞出的轨迹中——默而索向生命咆哮出全部的指责与愤怒,对他人的,对自己的。“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选择死亡,就是承认生活本身的可笑性,承认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承认每日生活的骚动之无理性和痛苦之无益。”死亡并不可怕,令人恐惧的只是死亡的不可理解性与活着的不可忍受性……
  
  默而索泥泞在生活的边缘中。
  
  控诉对默而索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对他来说,这一幕的上演只是在加剧荒诞意韵的戏剧效果,渲染荒诞的逼真可信。总有一天每个人都将被送上被告席,被控告为自己生活的猥亵者,被控告为自己生活的叛逆者。谁都难逃被斩首示众,生活意义的叛徒和人类价值的猥亵者必须被流放到世界之外去,永世不可遣返。
  
  旁人不能容忍默而索的冷漠,这是导致默而索被定罪的关键性因素。旁人只能容忍自己对默而索的冷漠,这也是默而索被定罪的关键性因素。大家试图用冷漠来惩罚默而索,而默而索用冷漠惩罚了大家。
  
  两点之间最长的距离是什么?——是冷漠。
  
  是默而索选择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不!而是,默而索发现了自己是自己生活的局外人。而是,我(读者)发现了自己是自己生活的局外人。

- 作者: 流氓 2007年09月21日, 星期五 15:2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猪肉涨价
           1、什么是经济发展?
    2、什么是对外贸易?
    3、什么是通货膨胀?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 会哭?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1、 什么是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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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讲经济发展就是有钱,但钱从何来?钱只能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 么使印钞机不停的运转?
    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 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 金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也不方便,当交换活 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 一个办法,就是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出现了 。
    刚开始这种钞票可以随时得兑换金银。大家都很放心,因为钞票就是金银 。可是岛上金银的产量太小,当人们的交换活动更加频繁时,钞票不够用了,只能 暂停交换。暂停交换的后果就是大家不生产别人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虽然别人用, 但交换不出去,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减速了。
    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家钱庄,这个钱庄是大家的,由钱庄来发 行钞票,印出的钞票借给想用钱的人,然后这个人有钱了再还给钱庄。于是银行就 出现了。
    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岛上的 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 的进行。
    后来人们的交换活动更频繁了,一家钱庄太少了,于是出现了很多钱庄, 总要有个管钱庄的吧,于是指定一家钱庄管理其他钱庄,并且钞票只能由这家钱庄 印刷,然后通过其他钱庄借给用钱的人,中央银行就这么也出现了。   
     2、什么是对外贸易?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明了船,于是就到处划船跑,发现了另一个岛屿,那上 面也有人,也有钞票,也像自己岛上这么活动。但自己岛上生产的东西多,那个岛 上生产的东西少,1元钱在自己的岛上能买1斤大米,那个岛上的一元钱只能买半斤 大米,于是另外岛上的钱来这个岛上买东西时只能2元换1元才行。于是汇率出现了 。算好汇率后,他们开始互相买卖东西到对方岛上,这就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使交换活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3、什么是通货膨胀?
    由于岛上生产的产品太多了,以至于没法准确估计到底该发行多少钞票, 发行多了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产品可买,产品就开始涨价,发行少了呢就开始 降价,为了保证价格稳定,央行要求各钱庄要把一部分钱放在央行里面用来调节产 品的价格,根据价格情况多放和少放。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可是有一部分聪明人开始怎么才能把钱弄到自己手上,他在海边捡了一颗 石子,说这个石子值100万快钱,把它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觉得整个岛上的钱加一 起也没有100万啊,怎么办,于是向钱庄借,钱庄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把印钞机打 开,印了这100万,借给了他买了这个石子。
    然后这个人开始卖这个石子,100万卖给了第二个人,由于第一个卖石子的 人把钱花了,所以岛上的钱多了,所以这一百万可以筹集到,多买些产品就有了。 但当把这个石子以200万转让的时候,钱庄只能又印了100万钞票,就这样钞票越印 越多,可是当这个石子不停的流动转让时,大家并不觉得岛上的钱多,产品价格还 是原来的那样。可是当这个石子不流通或流通的慢时,大家觉得钱多了,可是如果 当持有石子的人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等于岛上凭空多出N多个100 万来,怎么办, 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颗石子没了。它没了岛上产品的价格就会飞涨,就会通货膨胀 。那么持有石子的人就绑架了岛上的经济。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使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如果房价下降,等于 把那颗石子投进了海里,那么多印出来的钱会使中国产品价格飞涨,会发生严重的 通货膨胀。
    看似房价与石子毫无相干,可是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就是价格和价值严 重的背离。实际上房地产的崩盘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而是整个中国 经济体系。为什么go-vern-ment迟迟没有把房价降下来,不是降不下来,如果真想降房价, 只需要一道政令,房地产价格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可是后果谁能承担,严重通 货膨胀谁来负责?
    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是无可置疑的,是客观实在的,没有人 能改变。
    不管谁是总理,廉洁也好,贪污也好,都希望社会和谐,可这是一个棘手 的问题。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可更棘手的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如果降房价,面对的是马上的通货膨胀 ,可不降房价,那么面对的就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何去何从?
    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稳定房价,然后在社会产品增加时,减少货币的投 放量,加上其他政策如加息、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缩小信贷规模等辅助手段, 来使中国经济软着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看到的一切政令也是这个逻辑。不信 的话,可以查阅一下近年来go-vern-ment发布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业的措施。
    可是为什么房价不稳定而且更加的疯长呢?难道是KFS与go-vern-ment在博弈吗?告 诉你在中国没有人能和party叫板,几个肚子大点的KFS 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实际上是 幕后的另一只黑手在和中国go-vern-ment博弈,这支黑手就是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 义攫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黑手。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使房价上涨的动力很多,房价上涨对其有利的人就是动力之一,比如:为 了GDP和个人利益的地方go-vern-ment、为了赚钱的KFS、炒房族、以至于买了房的所谓“房 奴”都是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可是最大的原动力不是这些,是外资,是美国的以攫 取超额利润的各大财团。
     KFS作为商人,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各行各 业都有商人,难道想赚就有吗?那除非是神话。房地产业的开发商也一样,不是他 们想赚多少就有多少的。根据价值规律,当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严重背离时,会有一 种趋向正常价格回归的力量钳制价格的上涨,可是在中国的房地产业,这种规律似 乎不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一个参考范围的原因,如果以中国经济本身 而言确实打破了这个规律,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有一股力量在维持着房地产业的价格 ,即托市,那么谁在托市呢?
     谁能在房地产业失控能得到巨额利润的人就是托市的人。
    讨论这个问题前,现看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近几 年迅速由1、2千亿突破万亿,并且还在迅速的增长,难道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挣 来的吗?这个不需要证明,看中国的GDP增幅就知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 GDP的增幅。显然不是挣来的,那么除了挣来的一部分,那么就是所谓的 “国际热 钱”的涌入,而国际热钱的涌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取得高额的回报。
    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后,首先要兑换成人民币,那么一下子哪有这么多 人民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印钞机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这笔钱用来托住已是 烫手山芋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拼命的投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价格因背离价值而向 下波动时,通过托市再把它抬高,反复如此,给人的表象就是房产价格决没有偏离 价值。导致房价越涨越高。
    而KFS呢,他们一到房子将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有人出高价买下来,他们 怎么会降价,如果没有这部分资金在运作,别说是KFS联盟,就是全国只有一个KFS ,价格也会降下来,没有人买了,难道等房子发霉吗?
     那么外资持有这么多高价房产做什么?不怕砸到手里吗?
    不怕!为什么呢?在这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冤大头在最底下接着 呢,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一流的流通性,近年 来没有看到任何萎缩的迹象,放了贷款就盈利,为什么不贷款呢?没有理由不放贷 款。
    加之中国老百姓买房的心情,外资可以轻易的把高价房转嫁到中国的银行 和消费者身上,连炒房的农民都能赚到一杯羹,职业的外资会赔钱吗?
    那么房价一直涨下去,会怎样呢?请看下一节:“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 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 会哭?
    在中国go-vern-ment近几年来密集的几十道金牌的调控下,房价还是如脱了缰的野 马一样狂奔不止。暂且不论何时能停止上涨的势头,毕竟房价在目前还是上涨的, 所以我们就看看房价上涨不止会带来什么。
    首先:由于GDP上涨,中国go-vern-ment为了维持上文说的“保持产品交换的继续” 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即开动印钞机。只要房地产这个石子还没有投入到大海里去 ,还有一定的流通性,那么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发生。
    其次:开发商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赚取巨大的利润。
    再次:能看到的是,炒房族会赚钱、所谓的买房的“房奴”会增值。
    都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亏了呢?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有炒 股的经验就会知道,如果投资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商品,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 那么套用到房地产上,就是买房自住的人,现在看似增值,那是镜中月、水中花, 你不变现就不是你的。再有就是当价格完全回归真实价值的时候,有时甚至会到真 实价值一下,被高价房套住的投资者。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
    为什么说开发商也有赔钱呢?大家知道商人的本性是赚钱,赚取利润。如 果一个商人投机一次就永远都不做这个生意了,他是赚钱了,可他不是商人,这种 商业行为没有意义。由于商人的本性,所以赚来的钱会继续扩大再生产,在能赚钱 的领域不断的加大投资。这个道理从生活中就可看出来,越是做大生意的人总喊没 钱,因为要更大的流动资金来维持其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所以一旦房价回归真实的价值之时,就是有一大批开发商崩溃之日。这个 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任何行为为转移的。如果现在有开发商逃离房地产业的角斗 场,那么跑得慢的就是最后的输家。如果都不跑,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拿到接 力棒的就是接盘者。有句话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也许只不过是方式不一 样,看谁的运气好而已。
    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KFS赔钱的迹象,有的是KFS不断的赚钱,老百姓送 钱都来不及。只是因为目前房价还在上涨,房产还在不断的流动。
    一个巨大的问题来了,这样不断上涨的房价何时是个头啊,请看下一节: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Mao.ZD说过:“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 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 着。”是不是冷战结束就代表着人类的和平得以实现呢?“一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就能掩盖帝国主义噬血的本质吗?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对的,但它只不过是帝国主 义用来欺骗人们的伎俩罢了,说到和做到永远是两码事。
    国际财团通过国际热钱涌入中国,使人民币加大发行量,然后通过房地产 炒作,把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无限制的提高,GDP的增长又一次使人民币的发行量被 迫提高。国际财团心黑手狠,双管齐下,目的就是使中国经济热到烫手,热到让每 个中国人为之疯狂。
    我们暂不去关心这个过程,我们放眼未来,看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什么样 呢?换句话说财团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财团们最乐见的结果。先做个 假设,比如国际热钱在投资的中国房地产领域里上演最后的疯狂后,然后把房产成 功解套全部变现,如果此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达到美国预期最高时,汇率是热钱 逃离时需要相乘的那个倍数,会发生什么谁都能想到,所有热钱会一夜之间全部兑 换美元逃离。财团们会赚得沟满壕平,中国市场上除了钱就是钱,能遮住天的大把 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噩梦。
    这是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财团最乐见的结果。近期美国不断 的通过政治、贸易等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中国go-vern-ment迟迟不升值或小范围的升值 ,远远没有达到美国go-vern-ment的预期,这是在出口处的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逼迫人民 币升值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顺便提一句,如果真的这个升值预期达到了,中国楼市将重演日本上世纪 90年代崩盘的历史。只是那时中国经济也会像日本一样进入一个连续低迷不振的不 归路。
    在这种攸关民族生存的问题上,go-vern-ment会坐视不管吗?就算是退一步来讲, 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go-vern-ment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资本运作同时也极大侵犯了go-vern-ment 的利益,也会拼命反搏的。
    那么中国go-vern-ment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化解这一“经济危机”呢?请看下一节 :“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我一直相信:物极必反,中庸,是老祖宗留给后人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 !
    既然是中国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从“绑架”说起。 何为“绑架”,应该是相对弱的一方,拿着相对强的一方的“要害”,使相对强的 一方即便有能力对付弱的一方,但碍于投鼠忌器,无力可施。
    我们先来看看绑架双方的阵容和各自手上的筹码。房地产业的主体是KFS, 所以KFS算一方,它绑架的要害是中国经济,那中国经济是谁的要害呢?是中国人民 的要害,代表中国人民的,目前只能是中国go-vern-ment。中国go-vern-ment算一方。外资呢?它是 煽风点火者,划到KFS一方。中国go-vern-ment一方有公权力,可以通过税收、财政、经济政 策、行政手段对KFS阵营施力,KFS阵营通过源源不断的后备资金来绑架中国经济, 且不断的提高赎金。
    问题已经摆在这里,怎么办呢?冲上去一枪击毙,那歹徒非撕票不可,太 极端不可行。所以有为go-vern-ment开出药方,只要实现了某某一条既可降低房价的主意, 就犹如这一枪击毙一样是不可行的。我们想象如何解救绑架事件的,首先要稳定住 对方的情绪,再一步步地靠近,但这种靠近虽会引起歹徒的敌意,但不会导致他撕 票,然后再进一步稳定情绪,再靠近,然后条件成熟时,再稳准狠,即保证人质的 安全,又要保证歹徒一举拿下。这才是真正的营救。
    所以中庸才是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极端、盲目、冒进是要不得的。
    针对如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绑架问题,就要围绕问题的关键部分一步 步地施加反作用力,然后一举成功,才是正道。
    第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汇率,中国go-vern-ment会严把汇率关,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人民币兑灭元的汇率决不会过快升值,但会小幅升值,就是要稳定对方的情绪, 如果一点不升,对方会狗急跳墙,如果升的过快,是给自己掘墓,所以为什么中国 汇率升幅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看看美国go-vern- ment的态度跟一个绑匪是多么的 贴切,我要一瓶果汁,为什么拿来半瓶水。可又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还能暂时解渴 。
    第二个关键是限制资产流动性,既然房地产能绑架中国经济,说明它举足 轻重,限制房产的流通性,就可以限制资产的流动性,注意这里是两个概念,“资 产流动性”和“房产流通性”。两者完全不同,但又息息相关。房产流通性减弱, 资产流动性减弱,那么需要印刷的人民币就减少。就像那个石子,不流通马上通胀 ,不涨价流通没问题,可是行不通,外资也不同意。既然是不断的上涨价格,只能 一步步地限制房产流通,只要房产流通性少一点,通胀就会显现一点,然后再通过 上调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柔性政策来调整一点,用柳叶棉丝掌来化解泰森的一记重拳 ,以绵柔克强刚、化千钧于无形,这就是中国go-vern-ment的策略(这好像是中国人最擅长 的事情)。我们从官方媒体就能看到相关的消息,楼市签约率在下降,即流通性在 下降,然后物价开始有所涨幅,如猪肉等副食产品,但央行马上上调准备金率和加 息,来稳定物价。不知各位看官是否也看出些端倪。可预期的是,到完全化解危机 之前,会不断地加息和调高准备金率,同时房产流通性会越来越弱,这个预言是否 准确可在以后的央行政策上验证。等完全消除了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 ,那么就是房地产价格回归真实价值之时。
    不管你看到没看到,这已是最后的疯狂,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如果这场博弈以外资胜利而告终,那么中国经济将步日本90年代持 续下滑的深渊,由于外资撤走,房市赖以生存的支柱坍塌,房价会一落千丈,可到 时候不管是KFS还是老百姓都将承受经济下滑之苦,持有的货币迅速贬值,即便房价 落下,也不一定买的起。这是中国go-vern-ment和中国人民不可接受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如果外资以失败而告终,即在汇率上把住出口,让房价回归真实价 值,把外资同样套在中国,这才是胜利的前提。那么以美国财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噬 血者必将疯狂报复,会在投资、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我们今天人民币升 值没有达到美国预期,已经导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受打压,进而引起了众多的 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 ,在投资、出口领域遭到报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我相信不会影响我们的发 展速度,别忘了还有一套马车是“消费”,房价下降后,如果你是爱国者,请现在 保护好你的钱包,到时千万别羞羞答答,要果断地出手买房,中国经济会在消费领 域异军突起,继续独占世界经济引擎的鳌头。

- 作者: 流氓 2007年09月19日, 星期三 19:3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血钻》——最帅的男人

     看了血钻有一段时间了。
  记得当时看到丹尼(Leonardo Dicaprio)死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咧开嘴,闭着眼,大哭,很爽。
  一直想写点什么,但一直也没写出来。模糊的印象是两个男人互相的支撑,替代,殊途同归。
  
  于是,今天我要抛却对一部电影的所有标准,背景、情节、叙事、技巧、政治意义都死去,我只想讨论一下迪卡在片子里为什么这么帅。
  
  一个男人帅从来不是因为他单纯地帅,一个单纯地帅的男人让人没有任何遐想。这与女人不同,一个女人是可以单纯地漂亮的,一个单纯的漂亮的女人可以让人浮想联翩:)。
  所以,一个帅的男人必定是复杂的。复杂必是吸引人的,尤其对那些有自以为是的自信的女孩。这样的男人,怎能不帅?
  
  一个男人特别帅的地方在于他背后有一个神奇的世界或他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历数迪卡的片子:
  杰克为我们展开的一张笼罩在艺术与自由的星光下的流浪地图。
  飞行大亨为我们打开一片无所不能,自由翱翔的天空。
  丹尼带我们踏上这片远离上帝的动荡的非洲大陆。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男人是某种手段,某种沟通世界的手段。女人借与男人的发生关联而与世界连结。片中有野心而又理想主义的女记者(Jennifer Connelly)不就是想在非洲这片混乱的土地上,通过丹尼了解战争背后黑暗的脉络吗?
  我们好奇也向往的地方,不经由他们不能到达。
  带我们超越凡常,这样的男人,怎能不帅?
  
  一个帅的男人一定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或者说一定不是一个有无疑的正义感的男人。他必定生于一个他不能理解的混乱背景中,有迷惘、有怀疑、有挣扎,有孩子般的叛逆与无助。
  
  片中的迪卡说:“有时,我在想,上帝会不会原谅我们对彼此所做出的一切?然后,我环顾四周,意识到,上帝离开这片土地很久了。(Sometimes,I am wandering if god will forgive us for what we've done to each other. And I look around and I realize God left this place long time ago.)”
  
  他如此迷惘,如此困惑,如此挣扎,却仍没有丧失对爱的感知,放弃信仰也不放弃人间的丁点温暖情谊。这样的男人让女人有用自己的热度去抚平他内心褶皱的冲动,这种爱的成就感让女人感到存在的欢乐与意义,这真是再重要没有的了。这种男人,怎能不帅?
  
  一个帅的男人,一定要有男人味。片中的迪卡,脸上不经意的伤口,坚硬的胡茬,汗水血水浸透的旧军装衬衣,鹰般的眼神,兽般的生存能力,战火纷飞中矫健的身手。他聪明。他爱钱也爱女人,有办法征服她们,却也可以为了某种意义放弃她们。他够义气,可以性命作赌,陪伴他的兄弟。他并不是不惧怕死亡,却可以在无奈的境地坦然地选择放弃生命并安然视之。他容易被爱打动,坚守自己所认为的正义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可怕的是,世界遗失他,他却在一个女人心理留下深情。
  这样的男人,怎能不帅?
  
  最后,这个带着致命伤孤立无援地面对大军压境的男人在电话里对他的女人说,“我看到世间再美不过的景象,真想你也能看到。”
  好吧,迪卡,你得逞了,我看到了一个世间再帅不过的男人。

作者:安予

- 作者: 流氓 2007年05月23日, 星期三 17:1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时尚女魔头(又名:穿普拉达的魔鬼)的五点启示


纸醉金迷的时尚界,骨瘦如柴的俊男靓女,每天生活在明争暗斗的商业生活中,近乎窒息。而此时一个充满信仰,有着自己的事业观与价值观的女孩安迪
·莎克丝(安妮·海瑟薇 饰)出现,竟然获得了百万都市女都想争抢的职位——著名时尚杂志《Runway》总编辑米兰达·普莱斯利(梅丽尔·斯特里普 饰)的私人助理。也许按照一般的编剧逻辑,一定是这名社会新鲜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与聪慧,赢得事业与爱情双归。然而《时尚女魔头》戏剧化地对时尚精英的职业作了极其现实的诠释——一份工作就是这般,没有谁适应谁,不会因为谁而改变谁,唯独要看清的,是自己。

在时尚界最高权威的的人身边工作,对着让自己胆战心惊的老板,女主人公的经历反而让她越战越勇,越陷越深,反而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于身在职场的人来说,这部影片是好的教材,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面对哪个老板,无论遇到哪种困难,回头看看影片,都有别样的滋味。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五个方面的启示:

既然选择,就要学会适应与改变,记住,是工作改变了你,而不是你能改变工作。再有个性,也永远别想工作因你改变,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可以想通,为什么这份工作我要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到底。安迪Maybe是因为气不过老板的看低,抱怨为什么那些视时尚如命的人,不把自己当回事,那些女人们为了漂亮而减肥,为了讨老板欢心而屈就,为什么?记住,老板永远是对的,因为她Just Work,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要改变的,永远是自己,选择以怎样最佳的状态,投入工作。

再艰苦的环境下,也要找到自己的Key Person当然不是没有人不肯帮你,对安迪来说,身边的Key Person就是另一位杂志编辑 Nigel(斯坦利·塔奇饰),对自己的事业忠诚,对工作没有怨言唯有投入。安迪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学会说“是”,如何察言观色,如何改装自己以适应工作。这样的角色,在职场中则被称为“贵人”,人生最大的贵人是自己,而身边的那个贵人,却可以帮助你改变自己。

没有不可能,变impossibleIm possible哈里波特的手稿,还未开业的餐厅,风雨夜的私人飞机……再没有如米兰达这样的苛刻老板,所有的事情几乎都不可能完成。可是偏偏遭遇性格倔强的安迪,神奇地将不可能化为可能。这个道理常常为我们所熟知,凡是没有不可能,有人就总有办法解决,关键是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情。与其说米兰达是在剥削助手,不如说是在考验,在这些细节的考验中,她渐渐依赖并喜欢安迪,因为对于她而言,能提前老板1分钟想到结果的助手,才是最好的助手。

工作与生活,事业与爱情,真的无法权衡与统一。身在名利场,安迪几乎被淹没,每天不停的电话,不停地在纽约城穿梭,不停来回在不同面貌的商业奇才当中,还需要抵挡每个女人都想得到的诱惑,例如她与作家Christian Thompson西蒙·贝克 饰)之间的微妙关系,她与男朋友之间忠实的情感最后却因工作无法完全照顾,她难得与父亲一起共度周末却因为老板的无理要求而毁掉心情……工作与生活,永远无法平衡的话题,尤其在任何女人都想涉足的时尚界。

坚持理想与信仰,要做就做自己,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不公平。电影的最后,安迪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将变为米兰达那样苛刻自我、善于伪装、争名夺利的时尚人,终于轻松卸下面具做回自己。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也会莞尔一笑,为这个结果满意,特别是米兰达最后被安迪打动,在车内开心的一幕。可留下一些细节,却让人思考,艾米莉找到新的助手,再次赢得自己首席助理的尊严——这个职位永远不是为一个人而留,即使你再Perfect,成千上万的人都等待着接替你的工作,关键是,你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安迪与男友重新规划人生,和好如初,回到当初的自己——经历了那么多成长,才清楚,最终要做回的是自己,这个世界没有不公平,关键在于你怎么在自我与伪装之间找到平衡点。安迪找到新的满意工作,推荐人正是米兰达,她的与众不同最终取得好的结果——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坚持做回自己。

 

 

 

 
 
 转载自水水印子

- 作者: 流氓 2007年04月20日, 星期五 18:55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